第177章 成于大都

输、成品外销，虽处乡邑，可通大都。且乡村人工成本低，原料易得（如汝欲办织染坊，乡邑多产棉麻），正可利用其利。如此，总部居大都，掌政令、财务、营销之枢；工坊处乡野，司生产、仓储、物流之务，是谓‘体用分离，各取其长’。”

  李某击节称善：“此计大妙！既避小邑之苛政，又享乡村之成本，复得大都之便利，真可谓一举三得！”

  王某颔首：“然更有一要：于大都立企，需选‘政清人和’之地。如金陵、苏杭、临安等，不仅官府专业，且商贾云集，形成规模之利。彼处有商会、有公所，商贾遇有不公，可联名申诉，官府亦重商誉，不敢轻慢。若于小邑，商贾势单，一遇官吏刁难，便孤立无援，此亦大都之优势也。”

  遂又言：“吾尝见一徽商，于杭州注册茶行，于皖南山区设茶山、茶坊。杭州总部掌茶引、关税、外销合约，山区工坊专事采摘、炒制。遇有税务疑问，杭州司吏明法以告；遇有山民纠纷，茶行以大都之规约示之，地方官吏亦因茶行注册于省城，不敢过分刁难。数年之间，其业大盛，此即‘城企乡营’之明证也。”

  第五章 古今通鉴 商道镜鉴

  李某豁然开朗，再拜曰：“公以亲身经历相告，又授以分治之策，晚生茅塞顿开。然敢问，古之商贾，亦有类似之择地之道乎？”

  王某捋须道：“善哉问！夫商道虽变，人情则一。春秋之时，陶朱公范蠡‘候时转物，逐什一之利’，其居陶（今定陶，古之通邑），乃因‘陶为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货物所交易也’，此即择大都而居，以通资讯、便交易。至汉，桑弘羊行均输平准之法，于长安、洛阳等大都设官署，掌天下货物调度，亦因大都为政令、物流之枢纽。唐之扬州、宋之汴京，皆因都市之利，成商贾辐辏之地。”

  “反观小邑，”王某叹曰，“汉时曾有‘酷吏’主政边县，商贾过县，必被苛察，甚者籍没货物，此与今之小邑吏胥何异？宋太宗尝诏曰：‘诸州商税院，不得苛留行旅，搜阅囊箧。’盖知小邑官吏易生贪念，故严令禁止。明清之时，凡大商巨贾，莫不在苏杭、广州等大都设号，即因小邑之政不可恃也。”

  李某曰：“今之世，与古虽异，然人性之贪廉、政情之清浊，似有相通。公之教，非独适用于今，亦通于古今也。”

  王某曰：“然。夫营商者，首在‘避害’，次在‘求利’。小邑之害，在于政苛吏贪，虽有地利，不足以偿其损；大都之利，在于政明法简，虽有地贵，终能因规范而致长远。今汝欲创基业，当效陶朱公之智，择大都以为‘根本’，取乡邑以为‘枝叶’，根本固则枝叶茂，此乃商途不易之理也。”

  终章 定策远行 临别嘱言

  暮色渐起，江风习习。李某起身再拜，言辞恳切：“晚生今日得公教诲，如拨云见日。归后即备行囊，往金陵注册工坊，再于乡邑择地设厂。然初涉商海，犹恐有疏，愿公再赐数言，以为座右铭。”

  王某扶起李某，正色道：“吾最后告汝三事：其一，于大都立企，当熟稔条规，勿存侥幸。大都之政虽明，然法纪森严，若有违规，亦必受惩，不可因其宽松而懈怠。其二，于乡邑经营，当谨守本分，亦需联络乡绅，结好邻里，虽不可从其苛索，亦不可骄横跋扈，致生事端。其三，无论城乡，皆以‘信’为宝。大都之吏重‘信’，以信立企，则事务易办；乡邑之民重‘信’，以信经营，则人心归附。”

  复取纸书曰：“‘大城立企，政明则事简；乡邑经营，地廉则利厚。避吏蠹于小邑，取专业于大都。’此十六字，汝当谨记。”

  李某受书，藏于袖中，再拜而别。江阁之上，王某望着李某远去的背影，喃喃曰：“愿此子能行吾言，免蹈吾昔日之覆辙也。”时江舟点点，暮云四合，章江阁的灯火，映照着古今商道的沧桑与智慧。